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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

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

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否定“五四”的偏激态度不能苟同——以对儒家的态度来界定开明改革派,是对国内情况的隔膜——毛泽东并不否定孔子。

长期以来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态度,海外对五四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人读后深受启发。不过,我对于有些海外学者否定五四的偏激态度是不能苟同的。例如,有人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杜维明)。还有人进一步说,五四是“文化大革命”的先河(宫崎市定)。另一位美国华裔学者也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唐德刚)。流风所披,这些年来,随着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传播,国内也出现了和海外某些学者评价五四的类似论点。我觉得这是由五四的反儒精神所激起的,从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崇儒立场出发,自然会引伸出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

从表面看,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者的一篇文章,以对儒家的态度来衡量国内学者,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家的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谁就是开明改革派。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所以作了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为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品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法,新编京剧 《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中一下子变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这也就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态度的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那么只能说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古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尽管表面声言封资修是一票货色,而实际上今天谁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试问:当时被尊崇并凌驾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法家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作为封建主义思想支柱的三纲五常,对儒法二家来说是相通的,甚至是互补的。倘使知道“文革”期间连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都当作外国的孔夫子去批,难道还能认真地——或者直白地说,迂腐地去把这场批判当作是真在反儒吗?

一位海外学者在文章中说,毛泽东继承了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林毓生)。关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现在已开始了较为实事求是的研究,使许多问题都逐渐明朗起来。分析他在文化上的一些观点,是项复杂的工作。如果仅仅根据他说的一些话,从表面上去判断,就难以弄清真象。他是政治领袖,在政治策略上具有丰富斗争经验。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以“形式主义”的说法指出五四评价问题全好全坏方式的片面性。这恰恰与上面那位海外学者说的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的五四人物的思想模式是大相径庭的。虽然毛泽东对于传统也说过一些片面、过激的话,但是对他多作一些了解,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否定孔子。他称他为孔夫子。从他赞美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这一称号,似乎也从中透露一些消息。一再被人援引的经典性的说法,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这是他的名言。从他的思想,从他文章中的征引,可以看出他和包括孔学在内的旧学的渊源关系。据传他晚年读的是大量线装书。其实更早时候,40年代初,他在那篇作为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表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他批评当时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但事实上,就是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这里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希腊呢?这种激愤同样表示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偏爱。我认为说他继承了五四彻底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思想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恐怕是太不了解他了。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滥用,已变成一种机械理论——就思想体系来说,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关系——对旧传统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

五四究竟是不是全盘否定传统与主张全盘西化?这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尽的,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怎样理解批判继承传统的问题。长期以来,批判继承的最简炼的说法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说法经过不断简化和滥用,已变成一种机械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知识结构只是各种不同成分的混合与拼凑,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没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没有完整的系统或体系,因而可以进行任意分割和任意取舍。但是,就知识结构的整体、系统或思想体系来说,却不容这样割裂。正是由于上述机械观点长期成为批判继承文化传统的准则,于是对古代某一思想家进行评价时,往往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评论者从中各取所需,作片面的摘引,以证己说。这种摘句法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截然不同的评价,形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奇异混淆。我们很少去把握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从各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各部分,进行见树又见林与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

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将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列所。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这是辩证法的常识,也是思想史的事实。但是,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们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经过否定。正如淘金,就像刘禹锡诗中说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批判得愈深,才愈能区别精华与糟粕,才愈能使传统中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获得新的生命。我以为对于五四的反传统精神也应从这种角度去理解。一听到否定传统文化就马上紧张起来,以为又在闹义和团,或重演红卫兵故伎。这种紧张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保守的心态。

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

须知,对旧传统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是对旧文化的否定。至今我仍觉得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话是对的: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加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都是对于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举行的反叛。五四所面临的是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它并没有陈旧衰颓,相反,倒是盘根错节,豺踞枭视,始终顽强地挺立着。因此,五四对它的反叛就得使出加倍的力气,而不像西方启蒙运动那样,是在对付一个远比长期盘踞的超稳定性力量要脆弱得多的封建主义。责备五四反传统用力过猛的人,不加区别的以彼例此,对两者绳之一律,恰恰忽视了这一事实。遗憾的是他们反倒往往指责五四硬套西方而不顾及本身的特定情况。这真是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而去嘲笑别人眼中所不存在的刺。

传统像习惯势力一样甚至更加顽强——构成文化传统的应该是比哲学思想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的东西——但也不能把文化传统看作是命定无法摆脱和突破的。

最近我读到一位得到海外文化学者赏识的青年朋友写的文章。她认为文化传统(即儒家思想)积淀在我们思想深处是难以摆脱的。为了证明这没有什么不好,她举出甚至海外唐人街所存在的那些陈规陋俗也一直在起着文化上的认同作用,形成了民族的凝聚力,使中国人虽身居异邦而历久不被同化。这种议论令我惊讶。为了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竟乞灵于陈规陋俗,岂不过于贬损这个民族?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能依靠落后意识,而应当是进步的,和人类意识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的,不是排斥其他民族而是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依靠陈规陋俗来维持民族的凝聚力,这将是怎样一种民族意识?五四时期,鲁迅直斥那些为封建主义撑腰的国粹派歌颂旧习惯旧制度并不是什么爱国,而只是“兽爱”。这话虽然激愤,却是真理。

我不能同意认为积淀在思想深处的文化传统是无法突破的这种悲观论点。自然,传统是像习惯势力一样甚或更加顽强,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它毕竟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现在很盛行一种理论,例如,在为海外学者著作写的一篇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说法:“任何人都是处于他长期生活的传统中,因而他反传统实际上也不可离开自己的传统。”这说法似乎有些离奇,但却流行于某些海外学者中。比如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断言:五四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本身就是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模式(或称为分析范畴),换言之,也就是由一元论或唯智论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观借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用简明的表述,这就是说五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被更深层的传统意识所支配所渗透的。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前提是有待论证的。过去,我们把“阶级”当作涵盖一切,代替一切,超批判超逻辑的主体,认为它无处不在,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无法逃脱它打下的烙印。现在,我觉得一些文章谈到“传统”时似乎也有这种趋向。我不赞成超批判超逻辑的“阶级论”,也不能赞成超批判超逻辑的“传统论”。为什么中国的思想模式是文化的整体观——形成“借思想文化为解决一切的途径”——从而造成了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这需要论证和证据。

不过,我认为用思想模式去探讨文化传统,本身不能说是错误的。据我有限的见闻,我知道海外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和卡尔·菲烈德等都提出了思想模式问题。过去,汤因比曾以哲学思想来确定文化传统,把人类文化传统划分为二十一种类型。近来国内外学者在谈中国文化传统也多取这种方式,如谈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或儒道互补,甚至有人还援引三教同源的理论,等等。构成文化传统的要素需具有稳定性、持久性、连续性,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随着时代的进展与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哲学是思想的思想,在文化传统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我认为构成文化传统的应该是比哲学思想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的东西。依我看这就是:这一民族在创造力上所显示出的特点;共同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据此,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靠意会而不借助言传的体知的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的尚同思想,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上这些特点较之儒家或儒道互补或三教同源等等哲学思想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这方面,我曾在别的文章中作过一些论述。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我并非没有认识到文化传统的顽强性。文化传统如果按照我们主观愿望一下子就可以摆脱或突破,那也不成其为文化传统了。我只是反对把文化传统看作是命定无法摆脱或突破的这种消极观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走祖先的路,这本身就是儒家的保守观点。我认为在一定情况下,如果不能突破传统的某些规范,就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人类最初倘使不突破类人猿用四肢行走的传统,而变为用两脚行走,就不能完成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转变(类似的意思鲁迅在五四时期早就说过了)。

“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基本方面是对的——“五四”精神不是可以用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来说明的——“五四”反对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是它的光辉所在,然而其病亦是。

我认为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基本方面是对的。至于当时提出的某些个别观点,自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或错误。譬如,关于废除汉字论之类。我们应该就这一思潮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精神作出公允的评价。为什么我们对那些新生的力量就那样痛心疾首,而对于那些陈腐的力量就那样委曲求全?我觉得有些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学者在对五四和儒学的评价上就多多少少有这种畸轻畸重的偏向。

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五四精神是不是可以用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来说明。这种观点先出自海外,后传入国内,似乎已定谳不容置疑了。但是就我所看到的论著来说,全都是宏观性的概述,几乎很少有具体的剖析和科学的论证。有的论者纵使援引一些原著文字以证己说,但又往往陷入摘句法,也有削足适履地用夹叙(事实)夹议(理论)方式写成的专著。如上面提到的林毓生教授的论文。但我感到是先立一框架,然后再去填补材料,多少带有先验模式论倾向。以上论者在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批判的时候,由于缺乏对照比勘,放弃了对于论战对方的考察,以致陷入片面。30年代鲁迅编集时把论战对手的文章附于集内,这不仅是为了维护理论的公正,也是为了使读者从历史背景上作出全面的判断。就以责备五四启蒙者“感情用事”来说,如果把论战双方对照起来就可以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就我读到的资料来说,我认为五四启蒙者虽然也用了一些激烈语言,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但比林纾斥反旧伦常为“人头畜鸣”之类,以至比起孟子拒杨墨,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的话来,要温良恭俭让得多了。

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

自然,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所谓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问题上。五四反传统精神是用不着讨论的,但问题在于传统的内涵是什么以及从什么角度反传统?我的意见和林毓生的不同。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据我理解,五四精神在反儒家问题上是要求出现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空气。如果不把儒家以外的诸子以及我国的古代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歌谣等等都摈斥于文化传统之外,那么就断断不能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即令对儒学,五四启蒙者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里我想引用一些为上述论者不去涉及或深究的证据。例如,陈独秀曾这样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态度,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曾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遂造成如斯之果。”(1917年《新青年》3卷1号)“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1917年《新青年》3卷5号)“中国学术,隆于晚周,差比欧罗巴古之希腊。”(1918年《新青年》4卷4号)“我中国除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外,是否绝无他种文明?除强以儒教统一外,吾国固有之文明是否免于混乱矛盾?以希望思想界统一故,独尊儒学而黜百学,是否发挥固有文明之道?”(1918年《新青年》5卷3号)“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917年《新青年》2卷5号)

五四启蒙者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如墨子、老庄、商鞅以至魏晋时代人物和后来的李贽等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当林纾斥责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是“谣诼纷集”声名狼藉的时候,蔡元培即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反证。这本书于1919年出版,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对先秦诸子学说作了持平的论述,确实足以驳倒五四全盘反传统之说。由胡适发端而鲁迅集大成的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应该说是五四时代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个贡献。鲁迅于五四时期写的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对于女娲的赞美,我认为甚至比今天被许多人所歌颂的龙文化更有意义。他的另一篇历史小说称颂大禹的《理水》,虽然写于五四之后,但可说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延续。当时在传统文化领域内成为显学的墨学(尤其是《墨经》)和佛学,都曾经是鲁迅钻研的学问。至今他的遗文尚存有1917年所写的《〈墨经正文〉重阅后记》,其中透露了他对墨学的重视。陈独秀反对定儒家于一尊,要求重现晚周诸子争鸣学术自由,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主要人物的共同主张。鲁迅肯定墨学,重视庄学,并承章太炎破千余年来偏见的《五朝学》余绪,对魏晋六朝学作了重新估价。当时他所校勘的玄学家《嵇康集》就是明证。他捐资重行刊印佛家《百喻经》,说明他认为从中可吸取某些文学因素以丰富新文化。

吴虞这位在当时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照理说应是一位全盘反传统的闯将,但是读了他的《文录》,我感到他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思潮,但他的反孔非儒并没有多少新思想,其格局甚至不脱我国早期思想史上的传统与反传统与魏晋以来的儒道之争,以及宋明以来的天理人欲之争。他在行文中也确实屡屡援引老庄、列子、墨子、文子、商鞅、王充、阮籍、嵇康、孔融、李贽等人的话,作为抨击儒家纲常名教的武器,其中尤以庄子的《盗跖》、《天运》、《胠箧》、《让王》诸篇每被征引。吴虞尽管曾留日习政法,但他书中很少涉及西学。他曾提到孟德斯鸠,并征引过他的话,但仅仅一笔带过,其它如卢梭、伏尔泰、约翰·穆勒诸人只是提到名字而已。吴虞长期被人当作“极端派”,这其实是误解,他的理论较之前人和较之对手要温和得多。他曾引陶潜诗“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以自喻。在《非孝》这篇文章中,我觉得吴虞比“非汤武薄孔周”的魏晋时代人要温和得多了。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吴虞在《非孝》中却说,他“不敢像孔融”说这样的话,但他也不承认儒家所主张的种种孝道,因为他“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

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吴虞这方面论调,往往被掩盖,很少被人援引。我们了解了五四启蒙者被忽视的这一面,经过了与魏晋时代反儒思想的比较,就不得不对林毓生的论点感到怀疑。根据林教授的论证,五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源于作为王权的“奇里斯玛”()崩溃的后果。事实上,就以非孝来说,在王权并未崩溃的魏晋时代,孔融远比吴虞更为激烈。我觉得,在治学上无论是我们喜欢搬弄僵化的教条,或是过去德国思想家喜欢构造强制性的大体系,或是现在某些学者喜欢用材料去填补既成的理论图式,都是不足取的。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我觉得就是后一种倾向所构造的不符事实的论断。造成这种牵强附会的原因,我以为是出于过于尊崇儒家,以儒家作为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而将诸子百家一概摈斥在外。较之这种偏向,我认为也许用语不十分恰当的余英时的意见是较为可取的。余教授认为传统中包括了非正统和反传统的思潮在内(见《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如果我的理解不错,这里虽把儒家作为正统,但也把非正统或反儒的诸子百家包括在传统的范围内。

海外学者对“五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

五四精神自然体现在反传统上。它反对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这是它的光辉所在,然而其病亦是。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作全面的再认识再估价,经过批判使应该保存下来的保存下来,吸收融化在新的思想体系中。五四启蒙者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殊少批判,就是对儒家本身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比如孔子学说中的仁和礼的关系以及像陈独秀所肯定的忠恕之道以及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都未经过考察,予以正确的评价,以致直到今天反而为责难者留下口实。至于五四启蒙者所肯定的老庄墨子等等就更少经过批判,作出再认识和再估价了。以鲁迅对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的深刻洞察,尚且没有在当时甚至后来对墨子学说所反映的小生产的狭隘性及某种专制倾向与尚同思想作出应有的批判。凡此种种,都不能不说是五四启蒙者的缺陷。

笔者在本文中涉及几位海外学者,其中有些还是笔者的朋友,为了追求真理,“我喜揭人短,请君恕狂直”。我在本文开头就说过,海外学者也有不少论著给我以很大启发。比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我认为至今仍是一部佳作。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态度,他为汪荣祖所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写过《五·四书怀》,其中有云:“德赛今犹待后生”。这句话说得很好,可以代表不少人的心声。

王元化

(本文摘自作者所著《为五四精神一辨》,载于《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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